今年7月，土耳其著名汉学家、土耳其AHBV大学教授吉来（Giray Fidan），格拉纳达大学翻译和口译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加西亚-诺布莱哈斯教授（Gabriel García-Noblejas）等六位汉学家入驻全球汉学家的海滨“共享书房”——世界汉学中心开展联合汉学研究、文学翻译、国情研修等学术工作。在全球汉学学者的“智慧之家”中，汉学家们在日常学术研究中深化对中华智慧的认知，在参观文人故居中感悟青岛的历史底蕴，在文化交流和学术探讨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吉来教授对土耳其

汉学的起源与历史的重新思考

在现有的汉学文献中，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中国著作《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被视为欧洲发表的最早的全面介绍中国的汉学作品。然而，最近由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诺布莱哈斯教授（Gabriel García-Noblejas）在世界汉学中心进行的研究表明，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是欧洲已知的最早的中国著作的作者。

对于土耳其汉学的历史，目前广泛接受的观念为土耳其汉学始于1935年土耳其第一个汉学系的成立。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推动下，安卡拉大学于1935年成立文史地学院汉学系，逐步走上系统化、学科化的汉学研究进程。两位精通突厥史的德国汉学家安玛丽·冯·嘉班（Annemarie von Gabain）和沃尔夫拉姆·爱博哈德（Wolfram Eberhard）为土耳其汉学的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土耳其培养了一批本土的专业汉学大家。

1935年是土耳其系统汉学研究的开端，但对于1935年之前的土耳其汉学历史，目前相关文献所述甚少，仅以“几乎空白”等寥寥数语带过，部分文献提到了在18世纪中叶，胡赛因·卡西特·亚尔钦将由汉语译为法语的一些文章转译为奥斯曼土耳其语。但这些文献均未提及16世纪早期的一部成书于伊斯坦布尔的波斯文著作《中国纪行》（Khitay Nameh，土耳其语为Hitayname）。

《中国纪行》成书于1516年，作者为阿里·阿克巴尔·哈泰（Ali Ekber Hatayi），该书进献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塞利姆一世与其子苏莱曼一世。阿里·阿克巴尔是一位中亚穆斯林商人，曾于明武宗正德年间来华旅行，留下用波斯文写成的有关当时中国情况的游记类著作。与为人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相比，《中国纪行》不以游记形式记载，而是以类似专题的形式编写各章内容（见下表），对中国进行近似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包括国家治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育艺术等各方面。

《中国纪行》的译本情况较为复杂，波斯文原著有开罗手抄本和巴黎手抄本，藏于几个国家的图书馆中；后有土耳其语译本，版本相对较多；法语、日语多为全书节译。《中国纪行》的中译情况尤为坎坷，中译本由张至善几经曲折，在其父——中西交通史著名学者张星烺的手稿基础上，根据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英、德语全译本手稿译出完成，于1988年出版。德语译本于1994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纪行》仍仅有英文手稿，无英文出版译本。

关于这本16世纪早期的著作，有几处备受争议的地方。首先，作者阿里·阿克巴尔的籍贯尚无定论，根据当地的姓名习惯，名字的最后一节为自己的出生地或长期居住地，目前学界一般说法为猜测其来自中亚河中地区；其次，作者是否来过中国存疑，书中部分内容过于夸张或与史诗不符，但很多内容也与当时中国的情况贴合。值得商榷的是，《中国纪行》由波斯文撰写而成，是否说明该书体现了古代伊朗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史？虽然当今伊朗的官方语言为波斯语，但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波斯语为通行语言，在早期和古典时期以宫廷为主导的奥斯曼历史著作中，用波斯语创作的奥斯曼历史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中国纪行》成书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也即如今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该书进献于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影响了帝国的政治改革。《中国纪行》的成书对伊斯坦布尔产生了何种历史影响？当今土耳其对《中国纪行》的看法及研究如何？这些问题均有待研究。

《中国纪行》（中文版）

尽管对于《中国纪行》的作者等问题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但这本书本身有着尚待挖掘的学术价值。季羡林1985年为《中国纪行》中译本作序，称其为“一部值得重视的书”；李约瑟作序亦言：“这本《中国纪行》的确是对中国的描述，直到今天它仍可提供给我们有关明朝早期的情况”。这本书一方面推动了东方文明向西方的传播，另一方面促进了伊斯兰教向东方的传播，以精神交往沟通了亚欧大陆。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中国纪行》相关研究文献仅十余篇，从政治现实的“谏言书”、宗教文化等角度探讨其学术价值，土耳其的相关研究文献也较少，仍未出现从土耳其汉学的视角予以关注的相关文献。

综合对土耳其汉学历史的认识现状与《中国纪行》的内容记载情况，吉来教授认为，《中国纪行》的奥斯曼时期手稿以及其作者阿里·阿克巴尔应为土耳其早期汉学的重点关注对象，《中国纪行》与欧洲汉学家有关中国的著作之间有着契合性。因此，经由《中国纪行》，可推测土耳其汉学传统应追溯至16世纪初，涵盖507年的传统，而非仅有限的88年历史。

吉来教授与访学项目学术助理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王紫薇

近期，吉来教授与其访学项目学术助理、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王紫薇正着手整理文献及撰写相关文章，希望以《中国纪行》为切入点，通过对早期土耳其汉学家的贡献进行重新评估，拓宽对土耳其汉学起源与历史发展的认知。对《中国纪行》学术价值的重新考量和对阿里·阿克巴尔作为早期汉学家的认可，可为了解土耳其汉学的早期根源提供新的见解，以推动对土耳其汉学历史进行深入思考与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José Ramón Álvarez, ESBOZO DE LA SINOLOGÍA ESPAÑOLA. 

2.阿尤布·撒勒塔史,杨晨.1935年以来的土耳其汉学研究[J].西亚非洲, 2014, No.235(02):14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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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纪行》.[波斯]阿里·阿克巴尔, 张至善译.华文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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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zmi F., Qureshi U., Umar M., Saddiqa A., Bukhari S., (2019). Persian Literature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VI (1), 51-58.

8.Sara Nur Yıldız, Ottoman Historical Writing in Persian, 1400–1600.

9.季羡林.一部值得重视的书  读阿克巴尔《中国纪行》[J].读书,1987(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