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与诠释中，存在着“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说法。中国老学研究更偏向于“六经注我”，或者“老子注我”，但是汉学家们更多追求的是“我注六经”。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认同中国宋末元初时期的杜道坚道士关于《老子》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子”，而是有很多的“老子”。他将汉代注者称为“汉老子”，近代注者称为“近老子”，唐宋注者称为“唐宋老子”，他认为“老子”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看到每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具体的“老子”，而不是一个作为概念的“老子”。

所以我目前做的全球老学研究，也更偏重对于《老子》的阐释的历史研究。就如我刚刚所言，我们能找到最原始的老子吗？不一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自省，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想象中的老子是从哪儿来的。历史上有对《老子》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翻译后，译本会影响其他人的翻译，进而产生其他的译本，由此产生一种脉络关系，这就是《老子》哲学传播的思想谱系。相较于原始的《老子》，弄清楚这些思想谱系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

—— 摘自“世界汉学家口述史”访谈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