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不断受到关注的同时，也遭遇了接受程度不高、传播渠道不畅的现实状况。本文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进行归纳与分析，并从意识形态、文化与接受心态、翻译副文本对读者接受的影响以及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深入性研究这四个方面对阻碍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原因进行探究与反思，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效果进行考察应特别关注走出去所遇障碍的深层原因，以期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的形象和价值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与评价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接受；障碍；

作者简介：许多，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源自：《外国语》2017年第4期

引  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尤其在西方译介与接受的状况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外语与翻译界的重要学术刊物《外国语》《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杂志，就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问题展开了研究与讨论，发表了深度的研究文章，还联合发表了与莫言、毕飞宇、余华、苏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著名作家的系列访谈。中国文学界的《小说评论》更是予以持续的关注，开辟了“小说译介与传播”专栏，从2013年开始，就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译介的基本状况、译介的重点、译介的方法、译介的效果进行持续探索，整体思考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涉及了近20位重要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泰语国家的译介和接受问题，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如姜智芹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小说评论》2014年第2期）和曹丹红、许钧的《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见《新华文摘》2014年第15期和2016年第9期）；过婧、刘云虹的文章《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报告《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中作为2015年度文学理论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被引，认为相关的研究文章“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海外出版和学界的一般情况梳理，或是对译本的简单比对，而是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文学译介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一定的反思和批判。”（见《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第16版）。上述研究表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在逐步提升，近十年在域外被译介的当代作家作品的量和质都有明显提高，但不少学者也指出，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程度不高，传播渠道不畅，值得重视。本文以此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的主要障碍展开思考，进而就其原因进行分析。

译介与接受的状况与主要障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外译家一起合力，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成就不可否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途径、方式和效果，则可以听到不少质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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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种彻底否定的观点，小说家兼批评家刘庆邦就认为：“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讲味道的，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代表作者个人的气质，这个味道我觉得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翻译家他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所以他翻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者的味道”。批评家李建军针对莫言的获奖，坚持认为“由于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个不同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文学的外译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其译介的障碍是根本性的。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是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在此我们不拟作深入讨论。就目前研究阶段而言，我们可以借用道家的观点来看待翻译的可能性问题：译可译，非常译。按照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观点，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转换，是原作生命在异域的再生。翻译学者许钧认为，“语言表层的同等与同一，不是翻译要达到或所能达到的，而译作与原作的同源性，确保了译作与原作不可能隔断的血缘关系”。鉴于此，许钧在多个场合指出，翻译追求的，不是与原作的同一，而是与之建立血脉承继的关系。从原作到种种语言的译作，由一生二，二生三，原作文本的生命经由翻译而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拓展。正是这一个个李建军所谓的“象征文本”，构成了原作生命生成意义上的“实质”。翻译作为人类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其可能性是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一步步拓展，一步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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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的实践层面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或困难。有学者曾就中国文学外译的状况和问题作了分析，归纳了四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中外文学互动不足；二是外国主要语种的翻译分布不平衡，英文翻译明显偏少；三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和传播的渠道不畅，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度不高；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翻译质量尚需提高。近几年来，上述几个问题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受到的关注度明显增强，但仍然无法改变中国文学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统治下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边缘性”地位。国内的文学界，对此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阎连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很‘弱势’”。在国外译介较早、作品译介较多且在国际文学界也有相当地位的苏童也很明确地表示：“凭我个人的认识，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地保持非对等地位。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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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接受情况看，国内学界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很难“走进去”。就翻译的路径而言，中国文学的外译，不同于外国文学的汉译。外国文学汉译，几乎没有外国人自己翻译的例证。而中国文学外译，有两种路径：一是目标语国家的译者的翻译，二是出发语国家的译者的翻译。这样的翻译路径，国内学界有不少诟病，认为中国政府力推的各种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外译工程违背翻译的基本规律，难以达到好的效果。这样的一些观点，需要认真对待与思考。但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学在国外接受度不高，其直接原因并非产生于翻译路径的选择。实际上，据有关资料，中国当代文学译成英语的，至今约有近四百种，译成法语的也基本是这个数量，在这个数量当中，纯粹是中国译者译的不超过百分之十。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文学有一些重要作品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比如葛浩文的很大一部分英语翻译，就是与他的华人妻子林丽君合作的。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德语翻译和研究，也有他的华人妻子张穗子的功劳，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还创办了半年刊德文杂志《袖珍汉学》（Minimasimica），专门译介中国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法国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批留学生和一些华人学者，也直接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法译，比如陆文夫的《美食家》、苏童的《妻妾成群》等法文译作，都是法国译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结晶。可以说，目的语国家的译者和出发语国家的译者，他们或独立或合作，为中国文学的外译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介绍、传播的情况看，虽然有一些译作也取得了成功，有很好的销售，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法国出版的《美食家》，“受到了法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欢迎，且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该书一版再版。据陆文夫先生说，《美食家》的法文译本至今已累计出版了近六万册”。发行量较大的，还有姜戎的《狼图腾》，麦家的《解密》等，但是“一部中国小说要想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是异常艰难的。目前在西方已建立起文学名声的中国作家屈指可数，虽然莫言、余华、阎连科、苏童等人已拥有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其他众多中国作家并没有在英美读者心中形成清晰的形象。《解密》在英国的出版商企鹅出版公司的执行总编亚历克斯·科什鲍姆（Alexis Kirschbaum）认为，‘中国文化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仍然是十分陌生的概念。一位中国作家通常得拿到诺贝尔奖才能在西方被人认知’”。科什鲍姆的评说有些夸张，但是在当今国际的文学场中，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度不高是学界几乎一致的看法。从总体的接受状况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印数相对较低，受读者的关注不够，作品翻译后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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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介的效果看，存在的问题似乎更让人担忧。如果说究其本质，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么中国文学的外译，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世界通过阅读、阐释与欣赏中国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进一步的理解，进而推进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丰富世界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固然不能离开其文学的相互理解与丰富的本质诉求，但明显承担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交流的使命。中国政府之所以重视中国文学的外译，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那么，上述的目标是否达到，是我们考察中国文学外译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译介的质量看，学界给予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其依据是英、法、德、俄等主要语种，有一批热爱中国文化、长期关注当代中国文学、译介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但就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来看，其接受的重点不是文学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外译，没有在国际的文学场域建立起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象征地位和实质地位。此外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文学外译工程，常被西方的媒体诟病，被视作是意识形态的推行。就中国文学外译所直接影响的中国形象的构建而言，国内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在2017年1月7日举办的南京翻译家协会年会上，胡开宝教授在其主旨报告中指出，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心通过研究，观察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作品越来越多，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西方对其作品的接受，不但无助于提升当代中国形象，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接受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其原因何在，值得探究。

译介与接受障碍探因

在上文中，我们就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在理论、实践、接受倾向与接受效果等层面作了考察与思考。可以看到，学界所观察到的种种问题，在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的。对其存在的原因，近年来学界有不少探讨，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接受语境、文化心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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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仔细观察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情况，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接受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像一张巨大的网，控制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方方面面和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到译本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国当代文学，从时间上来看，就是指1949年解放以来的文学，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方的大部分国家与解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敌对的。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选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干预因而不可避免。以此衡量，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写政治的粗暴、写当代社会的黑暗、写当代中国人的苦难、写社会风气沉沦的作品，会特别受到西方的追捧。西方翻译与出版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被禁的书，就是西方必出的书，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西方翻译常遭遇删改，有学者认为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有译者也是往往以“为读者”为名，在翻译中对原作进行处理、变通，甚至删改。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被删改的一些文本内容，其原因有多种，但意识形态这只手的作用不可忽视。有学者指出：“翻译中的删改，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最典型的例证。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虽然在传统的翻译观的影响下，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全面完整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由于意识形态在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作用，翻译中常有删改的现象出现”。其实，这样的一些删改现象，在外国文学的汉译中也是存在的，而且也往往出自同样的原因，虽然程度不同，但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在考量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影响因素时，意识形态仍然是我们要关注的首要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接受难或者产生接受的偏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过度意识形态化、过度政治化的解读、阐释与译介，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的文学性与诗学价值，也直接影响了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接受。贾平凹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审视中国文学时，除了要看到文学中的政治，更要看到政治中的文学。如果只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中国文学作品，去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那翻译出去，也只能是韦勒克所说‘一种历史性文献’，而且还会诱惑了一些中国作家只注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弱化了文学性。要把中国文学中优秀的作品翻译出去，介绍出去，一定得了解中国，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社会，了解它的文学艺术，要整体来看，全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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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化心态与接受心态因素。刘云虹认为，中国文学外译的障碍主要源自于“文化接受语境与接受心态”，而“中西方文化接受上的严重不平衡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当中国读者易于也乐于接受异域文学，并对阅读原汁原味的翻译作品有所追求甚至有所要求时，西方国家无论在整体接受环境还是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态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熟悉程度可以说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刘云虹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学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中西文学译介的不平衡。无论是译介的数量、质量，还是译介的影响，中西文学译介的不平衡是全面存在的。这种不平衡性的产生，原因有多种多样。除了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接受国与输出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文化关系又直接涉及文化强弱、文化立场、文化接受心态、文化接受传统等等重要方面。有学者在分析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受阻的原因时，常常把原因归结为翻译方法的问题，认为是翻译传统的忠实观阻碍了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活动中采取变通策略。针对这样的观点，有学者从文化自省的角度指出：“文化输出的成效，主要取决于目标文化的输入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文化地位对比……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策略存在问题，主要原因不是受到传统译观的影响，而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出现了差距。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纠正翻译观，而是进行自我反省……‘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文化自省，最终目的应是促进自我了解、自我完善”。这里所强调的，是文化输出国的文化自省与文化定位的问题。确切地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要取得积极的效果和影响，一方面输出国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对接受国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交流，就是文化的交流。从中国文学外译的接受情况看，涉及的因素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文学的译介“涉及到所译著作所属的文化地位和译者及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立场。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面对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立场。而态度与立场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文化强弱关系，会直接影响译介的进与出，也会直接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原则与方法的使用。我们在观察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时，常常听到国外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批评，如葛浩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欠缺文学性的批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语言使用层面上的批评。实际上，我们从这些批评去考察译者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过程中采取的方法，不难发现翻译的处理方法，与译者在文化层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认同是直接相关的。文化的定见或偏见，会影响到翻译从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到文本传播的整个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与接受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可以说都与文化层面的“傲慢”与“偏见”有关，其中所凸显的许多问题，值得译学界密切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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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翻译副文本对于读者接受的影响。副文本是解读文本，也是构建文本的重要形态。我们考察中国文学译介，不能忽视副文本的作用。译本前言是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来讲，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译者对译著进行整合性的梳理与挖掘，在文本内容、思想和艺术这几方面细致地关联着正文本，成为读者进入正文本的主要路径之一。其具体作用在于介绍作家、评价作品，指导读者从宏观上把握小说的艺术特色，并方便读者更好地解读作品。在这一点上，蓝诗玲在翻译韩少功作品《马桥词典》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译者前言部分，她这样评价韩少功和这部小说：“《马桥词典》和韩少功一样，既是国际的，同时又是地域的、独特的。韩少功将本人置身于从儒家到弗洛伊德的多种文化影响之下，在语言的探索中，他毫无畏惧地游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之间，他认为建立普适性、规范化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带来各种荒诞和悲剧。他的文学参照体系包括中国与西方历史和文化——道家、十字军东征、美国反共产主义思潮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这样产生的小说既有迷人的中国色彩，在艺术手法上也被西方接受。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魔幻现实主义，哲学思辨还是讲述故事，他都游刃有余。韩笔下的马桥居民就像任何读者期待的那样具有普适意义，而且立体鲜活。虽然韩少功的人物住在马桥，‘这个小村庄，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但是我们要记住爱尔兰现代诗人派屈克·卡范纳的断言：‘地域性文学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处理着人性的基本要素’”。就像韩少功的词典所探索的，方言、生活和马桥人完全值得占据世界文学中的一席之地。蓝诗玲在前言中对于《马桥词典》英译正文本的详细而具体的论述，事实上为读者提供了解读译著的权威视界与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西方读者产生阅读期待，也可以让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译著世界。因此，这种类型的副文本成为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两者相互依存，充分地构建了一个语言文化的体系，对于推动中国新时期小说走向世界大有裨益。但是，副文本也不总是能够为读者提供进入正文本的正确路径，相反有可能对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负面效用。我们同样可以从西方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新时期文学时的译者前言中得到印证，即译者借助序言来引导读者的阅读导向，序言有意无意地承担着文学翻译之外的政治目的，从而为引导西方读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政治性解读”定下基调。葛浩文就写过此类评论和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引导性非常强，对普通读者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我们若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主要语种翻译的副文本，尤其是译本封底的介绍文字做一归类与分析，不难看到为了迎合政治、文化与市场需求，达到宣传和推销小说的目的，副文本往往有意突出和强调小说中仅仅作为潜文本的政治与国家大事，而对于小说的文学特质与诗意创造常常只字不提，有目的地引导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误读。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困境和与接受相关的不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些副文本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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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深度的研究。我们在上文可以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片面性的认知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与接受的重重困难。由于现阶段中西文化确实存在不平等的关系，其接受语境与接受心态必然产生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种种因素。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状况时，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文学价值的忽略与遮蔽，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固然有上文讨论的三个重要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深度的研究，也是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接受偏差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英语、法语、或是德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往往缺乏研究的基础，或者说翻译与研究之间没有形成互动的关系。“选择一部作品，要求译者对这部作品的各种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对原作审美价值的领悟，甚至对作品所蕴涵的细微意义也要有着细腻的体味。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译介，离不开研究这一基础”。对所译作品，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既有可能影响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也有可能影响所译作品向读者的推介与引导，进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整体形象的构建与价值的认知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差异：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往往有长篇的译本序，这类的序言凝聚着专家或译者对作品的深度研究与较为全面的阐释，而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译序不多，即使有，也往往是重政治性解读而轻文学性解读。从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状况看，既缺乏史的把握，也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认识，更缺乏在语言、文化与诗学层面对中国文学异质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被低估、被西方主流媒体所忽视、被学术界所轻视，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译界与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少有深度和全面的研究直接相关。

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难、接受影响力有限的原因有多重，学界还在国外主流媒体关注度不高、出版与推介渠道不畅等方面进行过很有价值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结  语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问题受到了学界高度的关注。通过上文的探讨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异质性的认识、译介与接受的实际效果、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等多个层面，还存在种种困难和不少障碍。而这些障碍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通过考察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时刻都会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接受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在关注翻译文本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影响文学接受的副文本系统及其产生的深刻作用。此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深层次的研究，也是阻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形象和价值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的重要原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的探讨与反思，尤其是对翻译模式、翻译方法与译介效果的考察，不能不关注上述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