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但对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汉籍的运作机制关注很有限。文章以“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概念为分析工具，对王伊同英译《洛阳伽蓝记》展开个案研究，指出该项目的发起是王伊同的职业惯习、资本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汉籍翻译场域兴起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在翻译生产过程中，王伊同本着职业惯习并利用个人资本，积极招募相关行动者进入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其运作影响了译本的最终面貌。

关键词：海外华裔学者；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运作机制；王伊同；《洛阳伽蓝记》

据考证，《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抚军司马杨衒之所著，记述北魏时期洛阳地区佛寺的兴衰，与《水经注》并称“北朝双璧”，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文化类典籍。王伊同译本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再版，在英语世界流播30余载，被誉为该书的“标准译本”。2007年，王译本被列入“大中华文库”，以汉英对照形式在国内重版，可见它被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可。

汪宝荣基于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又称“场域理论”）和拉图尔（B. 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概念，从而建构了一种用于过程分析的网络模式。其核心内容是：译者基于自身的职业惯习和初始资本参与翻译场域的实践，通过招募相关行动者构建一个“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涉及项目发起、翻译生产（包括翻译、编辑、出版）、译作传播（包括评论推介、营销流通、学术或社会认可等）三个过程，每个过程都依赖一个特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才能实施相关行动。本文以“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概念为分析工具，重点考察王伊同发起《洛阳伽蓝记》英译项目及其翻译生产的运作机制及过程。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伊同1944年被选派赴哈佛大学东方语言系深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期间他发表了《北朝奴婢考》（Slaves and Other Comparable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等有影响的英文论文，逐步积累了他作为南北朝史学专家的文化资本。“当行为者的个人惯习与其在场域占据的位置即拥有的资本相遇，也即其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时候，实践就发生了”。基于学者惯习及早年对典籍翻译的兴趣，同时凭借他在学术场域初步积累的符号资本，王伊同正式介入汉籍翻译场域：1952年受邀参与由哈佛燕京学社发起的英文版《辞海》编译项目。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编译完成戌亥两集，并将训诂成果著成《辞海勘误》一文。王伊同在翻译《辞海》条目时以训诂原文为先，“为了一条出处，检核原文，多日不得，说不尽的辛苦”。在1964年用英文发表的《论古文翻译》（On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一文中，他重申了训诂古文原意对准确翻译典籍的重要意义。在1977年选译阮籍的“咏怀诗”时，他先是训诂出原诗第5首中“北临太行道”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四》中“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实指“南辕北辄”，继而循此思路将其转译为“Like the man leaving for the south, by heading north on theT’ai-hang Road”，最后添加注释说明翻译依据。至此，可以说王伊同“训诂治译”的译者惯习基本上形塑完成，将直接影响他对原作及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所称的“训诂治译”借用了杨联陞的“训诂治史”一说，指典籍翻译应依据底本、注释本、旧译本、史籍等历史材料，训诂出原文确切含义和出处，翻译时辅以详注。

作为美国汉学场域的一个子场域，汉籍翻译场域深受战后美国汉学发展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在1958年实施之后，美国汉学场域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联邦政府每年向大专院校注入数额不菲的资金以资助其外语教学和非西方区域研究……麦卡锡主义时代曾遭打击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等基金会此时在国防教育法的引导下都踊跃资助非西方语言教学及区域研究”。到了70—80年代，美国的汉籍翻译场域呈现繁荣之态，场域内的个体行动者变得更为多样，竞争渐趋激烈。之前由西方汉学家主导汉籍翻译场域的局面开始松动，华裔译者的汉籍翻译成果不断出现。同时，各大基金会和大学出版社等“机构行动者”也更趋积极，加大了对汉籍翻译和出版的支持力度，如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Humanities）资助的汉籍翻译项目“从70年代开始一直增长，80年代末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12]；又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70—80年代资助出版或再版了十余部中国典籍英译本，包括《唐律》《申鉴》《文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少汉籍译者本身是汉学家，故对译作的学术性颇为注重，如马瑞志（R. B. Mather）英译的《世说新语》（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of Tales of the World）1976年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厚重的译作中，马瑞志除了将刘孝标的注释完全译出，还配以“传略”（Biographical Note）、“释名”（Glossary of Terms and Official Titles）等详尽的附录。王伊同高度评价该译本的学术水平，认为该书所附的“传略”和“释名”堪称典籍翻译之“楷模”。由上可见，在70年代后期的美国，一个鼓励并推动汉籍翻译的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且追求译作的学术性和充分性成为场域内部一个新的运作规则。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王伊同发起了《洛阳伽蓝记》英译项目。

1977年，王伊同获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将于次年受理翻译资助项目申请。在其专治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惯习驱动下，他选定了尚未有正式英译本出版的《洛阳伽蓝记》，以“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为题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出申请，并附上以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的开篇《城内》为底本的“样译”（sample translation）。在“样译”中，王伊同充分展现了“训诂治译”的译者惯习，除了将“汉字引入正文和注释”外，还对地名、人名、官职名等大多数专有名词辅以文外注释。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60—70年代是王伊同符号资本积累的关键期：他一手创办了匹兹堡大学东亚语文系，并任系主任及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曾担任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70年代中后期，他受杜希德（Denis Twichett）和费正清（John F. Fairbank）的委托，为《剑桥中国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写了《南朝史》一章（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439—589）。这表明在发起《洛阳伽蓝记》之时，王伊同在美国汉学场域拥有了不少符号资本。

凭借其符号资本即在场域的地位、在“样译”中展现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洛阳伽蓝记》本身的重要性（这里把原作视为参与译介项目发起的“非人类行动者”），该项申请最终被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批准，并获得45137美元的资助。因该项目被美国权威的人文学科管理机构认可，由此获得的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预示其出版之路将颇为顺畅。由该基金会年报可知，立项后不久，便有美国的出版商对其中一半翻译项目有了出版意向。而王伊同遇到的情况是：“早在译书之初，就已有两家大学出版社，争相约稿。”王伊同最终选择了在汉籍翻译书出版方面更有经验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王伊同又获得福布莱特（Fulbright-Hays）旅台基金资助，为其赴中国、日本等地搜集翻译《洛阳伽蓝记》所需资料提供了更多经费支持。王伊同曾指出美国机构行动者对汉籍译介与出版的重要性：“美国崇商，出版界旨在牟利。凡涉吾国文史专著，除少数图书馆外，购置者良寡，朝野无不知其弊。于是国家人文科学会也，‘富儿别来’也，厚其佽给，令学人悉心研究，勿以寡和为虑。稿成，复由基金社团斥巨金，以补大学出版社之不足。”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汉籍翻译场域勃兴的背景下，王伊同受其学者惯习驱使，制订了翻译南北朝重要地理文化典籍《洛阳伽蓝记》的行动目标，并发起译介项目，利用他在美国汉学场域积累的符号资本和《洛阳伽蓝记》本身的语言文学资本，成功获得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福布莱特基金会等机构行动者的青睐，使该书的翻译生产及传播没有了后顾之忧。至此，由译者主导的项目发起过程完成了，翻译生产随即展开。

王伊同“训诂治译”的译者惯习使其在翻译中对史学典籍格外倚重。例如，在翻译《城内》篇中北朝官署“昭玄曹”时，他即依据《魏书·释老志》中“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署，以断僧务”训诂出该机构的旧称为“监福曹”，职能是“断僧务”，因此他在将其译作“Chao-husan ts’ao”之后, 又增译其职能为“the Office of Religious Affairs”,并添加注释指出其前身为“监福曹”，主要管理佛教事务。

除了《魏书》等史学典籍，王伊同还在翻译中广泛参考了《古今逸史》《如隐堂》等《洛阳伽蓝记》的明刻本，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等注释本，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有关“宋云行记”的旧译和《洛阳伽蓝记》中一些典故的旧译，藉此训诂原作涉及名物的确切含义，提升译文准确度。同时，王伊同还利用其社会资本联络杨联陞、周一良等好友，为翻译所需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译文修润等提供帮助。以上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由此进入王伊同主导的“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在协助其完成翻译的同时也影响了译本的面貌。

其一，广泛参考《洛阳伽蓝记》的各种版本和注释本以及早期译本，这有利于王伊同进行阐释性学术翻译。例如，《城北篇》记录了宋云和惠生赴西域取经的历史事件，其中有“闪子供养盲父母处”一句，而不同时期的版本均写作“门子供养盲父母处”。由于底本的原因，沙畹将“闪子”译为“les disciples”（即“门徒”）。周祖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对这一典故进行溯源，认为“闪”与“睒”同音，“闪子”即《佛说睒子经》记述的孝子“睒子”，故“旧作门子应是传写之误”。王伊同在对《洛阳伽蓝记》的不同版本、注释本和沙畹的法语译文进行训诂后，赞同周祖谟的看法，因而将其音译为人名“Shan-zi”，并加注说明其翻译的依据。王伊同还参阅、借用了早期译者对《洛阳伽蓝记》中一些典故的翻译，如在翻译曹植诗句“谒帝承明庐”时，直接袭用了傅汉思（Hans H. Frankel）的译文“I called on the Emperor at theCh’eng-ming Residence” ；在翻译《城北篇》中出现的地名“阿周陀窟”时，他直接沿用沙畹译本中“阿周陀”的法语音译“A-tcheou-t’o (Acyuta)”，因拼音的变化而将其处理为“A-chou-t’o (Acyuta)”。对于王伊同翻译书中典故的做法，赵统指出：“《洛阳伽蓝记》所引用各种语种的经典，如果旧译正确无误，（王伊同）便遵循旧译；不妥的，则弃之重译，以求其真。”王伊同自称翻译《洛阳伽蓝记》时曾“参考中外书籍三百一十五种”，可见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对“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及运作极为重要，也直接确保了王译本的准确性和学术性。

其二，杨联陞、周一良等人类行动者也参与塑造了王译本的最终面貌。汉籍翻译难度大，《洛阳伽蓝记》更是广征博引“各种语种的经典”，译者以一己之力翻译，总有力所不逮之处。因此，王伊同在翻译初稿和修润译稿的过程中必会求助于方家，而杨联陞、周一良等人应是他时常请教、求助的对象。杨联陞曾译《晋书·食货志》，因撰写严肃学术书评而名扬汉学界，被誉为北美的“汉学警察”，是美国汉学家公认的“传统中国研究领域最博学和权威之人”。周一良也在哈佛大学留学，因此相识。他师承陈寅恪，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对《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等魏晋南北朝典籍颇为熟稔。加上与王伊同是多年好友的关系，这两位学者自然是译者求教的主要对象。事实上，王伊同在“译者序”中即提及杨联陞和周一良对其译稿提过修改意见。由此看来，在《洛阳伽蓝记》翻译生产过程中，一个至少包括杨、周在内的“释疑解惑行动者网络”在王伊同的发起下得以构建和运作，这同样有助于提升王译本的准确性。遗憾的是，由于笔者手头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只能对此网络的存在和运作做出推论，而不能进行具体分析，但根据确切资料可对其他人类行动者参与塑造王译本面貌做出分析的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洛阳伽蓝记》英译本的封面。其显著特点是配以一幅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照片，而采用该封面实为由王伊同发起的“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构建和运作的产物。王伊同曾于1979年2月在福布莱特旅台基金资助下访问中国内地，并赴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拍摄了不少佛像照片。在英译本出版前，王伊同萌生了将其在大同和洛阳所拍照片移入英译本的念头，但恐部分佛像并非北魏时期所立，与《洛阳伽蓝记》记述的时期不匹配，于是请周一良帮忙审查照片中佛像的年代。周一良遂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文儒教授和龙门文物保管所帮忙审定。阎文儒审定后指出，王伊同照片中的佛像是唐代作品，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的佛像才是北魏精品。获悉这一信息后，王伊同再次拜托周一良代寻宾阳中洞照片。周一良随即联络龙门文物保管所李文生所长，请其提供宾阳中洞照片。周一良拿到照片后，在1983年3月30日转寄给王伊同。王伊同阅后，认为此照片可作为英译本封面。周一良回信说，“移作书衣之举如能实现，亦是佳事，但恐不够清晰耳。”宾阳中洞佛像照片最终成为1984年普林斯顿大学版王译本的封面。

 二是《洛阳伽蓝记》英译本所附的两幅地图。这两幅地图分别为《洛阳重要佛寺图》（Major Buddhist Monasteries inLo-yang Around A.D. 528）和《宋云、惠生赴乌仗那、犍陀罗朝圣路线图》（Pilgrimage of Sung Yün andHui-sheng to Udyāna and Grandhāra in A.D. 518）。王伊同在两幅地图下方备注曰“based largely on Chou-Tsu-mo’s sketch”,即主要基于周祖谟的草图绘制而成。王伊同曾盛赞周祖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手绘的两幅地图《北魏洛阳伽蓝图》和《宋云使西域行程图》：“又据阎文儒实测洛阳故城城基、元河南志洛阳城图、汪士铎水经注图之洛阳城图、参以伽蓝记、水经注魏书所载寺宗城阙、坊里，汇制新图。”王伊同对周祖谟手绘的地图赞不绝口，但他自己不懂西方地图制图法，无法将两幅中文地图搬入英译本中。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伊同又招募美国东伊利诺伊大学地理与地质系的文斯·古托维斯基（Vince Gutowski）进入“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古托维斯基参照世界地图，在英文版地图中增加了符号（symbols）和缩写（abbreviations）图例，并配上以英里为单位的比例尺（legend），将周祖谟的两幅手绘地图成功移植到英译本中。

五、结语

本个案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华裔学者发起汉籍译介项目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的运作机制及方式是：华裔学者往往在其学者惯习驱使下选择待译文本，发起译介项目；通过“样译”或完整译稿来展现自身的文化资本、出色的翻译能力及严谨的学术翻译态度，藉此赢得学术基金会、大学出版社等机构行动者的认可，从而获取翻译出版项目所需的经济资本；华裔学者利用其个人资本及其转化，积极招募相关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尤其典籍类文本）进入“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合作完成翻译生产行动；译作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后，宣传推介力度一般较有限，主要面向学术界和图书馆，用于汉籍在西方的教学和研究。

王伊同等华裔学者身处异国他乡，仍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他们的汉籍译本在美国发起、生产并传播，反映了特定时期美国汉学场域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同时，包括“副文本”在内的译本面貌除了取决于译者、合作者、机构代理人等人类行动者外，各个时期的传抄本和注释本等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由是观之，典籍翻译研究要树立“版本意识”和“副文本”意识，尽可能还原翻译生产过程及参与网络构建的主要行动者，全面考察他们对译本面貌的影响。最后，典籍外译是规模浩繁的复杂工程，远远超出了单个汉学家、华裔译者或中国本土译者的能力范围，如何构建高效的“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并激发网络内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决定译本生产、传播成败的关键。

文源：

本文原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6-22页，注释略。

作者：

姚伟（1987—），男，江苏连云港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典籍译介与传播、汉学家研究。

汪宝荣(1968—)，男，浙江绍兴人，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