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国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业务均遭受重创。然而在后疫情时代，中外出版界对出版交流合作的需求依然存在，甚至在被疫情阻隔后变得更加强烈。2020年12月，代表着国家荣誉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第14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办，从314位候选人中评选出15位获奖人，表彰在推介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获奖者中既有外国前政要、知名作家，也有翻译家和出版家，在书写当代中国故事、潜心研究中华文化以及促进中外出版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报记者日前电邮采访了2020年该奖项的10位获奖者（含1位2017年获奖者），就中外出版合作现状及建议做了精彩分享。

●特贡奖得主荐言

郝清新：如果在中国写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不一定是直接翻译成外文，中国读者喜欢读的书不一定是国外读者喜欢读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书。最好跟当地的汉学家商量一下哪些书值得翻译，不是由出版社来决定要翻译哪些书。

卡萨齐：要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应当根据共同的商业计划和专业经验，面向两个市场，聚焦大型双向、双语图书的出版。要有可信赖的、完整的、翻译成尽可能多种语言的中国图书。如果世界正向新秩序转变，那么涵盖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大型文集都非常宝贵，把张之洞、梁启超等几十位中国思想家的作品译介到意大利，都将有助于欧洲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此外，大学教材、中国考古史、中国信息化史和中国百科手册都非常有价值。我们还应当出版数字双语版，并开辟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意大利语网站，甚至可以开发关于中国文化的游戏。

皮埃尔-赫泽尔·拉维：在全世界都在把疫情的责任推到中国时，中国应当把世界带到一个更健康的方向，一个做法是中国应当继续加强与外国出版商的文化联系与合作。出版社必须走出展示图书的巢臼，在数字化浪潮下，要思考发行图书的新方式。

汤恩平：出版人对于我们能为世界另一端的读者提供什么，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有时和当地读者想看到的内容非常不同。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能力来了解各自的立场和视角，而且我也确实相信，每一本书都能够帮助双方提高这种能力。

中国为全球提供国家治理解决方案

曾任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格热戈日·科沃德科（Grzegorz Kołodko）在退休后成为一位作家，经济学教授的专业背景，加上对中国的长期关注，促使他撰写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他在受访时表示，他1989年首次访华，近年来每年访华两三次。他关注跨学科经济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研究转向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他说，把中国的改革与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后他深受启发，他也从中国的现实语境进行研究，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体制转轨和全球化三个纬度，“如果有人想研究这几个领域，那么中国案例都是绕不开的。”在此背景下，他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作品。他还表示，最近他创造了一个新词汇——“中国主义”，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这个词汇在国际上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科沃德科表示，他与中国出版社、编辑和译者的合作都非常好，同时他提出，希望中国的出版同行和博士生（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访问教授）都能读一读他的作品，这对于双方的合作会非常有益。据悉，他至今已出版了5部著作，发表了50多篇文章，在中国一些报刊上开了专栏。他创作的《中国能否拯救世界？》《中国和全球化的未来：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等图书在欧洲影响广泛，在国际学界深受好评。

除了曾担任2届波兰副总理和2届财政部长之外，科沃德科还在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顾问。科沃德科表示，他主要是以政策为导向进行经济学研究，因此他以中国的改革和政治政策为基础，提出了新务实主义的概念。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做研究和教学，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并传播进步的社会思潮，除了在大学执教，经常访问中国一些大学和智库外，他还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顾问及公共外交研究院荣誉主席。“我们必须保持对话，来应对未来的挑战。”他表示，中国能够为世界文明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做出更多贡献，他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与中国的合作如此稳固和丰富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走出去”的迂回方式

翻译了《秦腔》《金陵十三钗》等文学作品的英国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在受访时表示，近几年，中国文学类图书“走出去”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中国的出版社委托译者翻译全书，然后找国外出版社出版。她本人就受多家中国出版社委托来翻译小说，中国出版社再把翻译作品版权卖给英美出版社。这样，她的译本就以迂回的方式交给一家英美出版社。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让西方的出版社看到完整的译文内容，但也可能找不到买家，译作无法出版。韩斌表示，幸好这样的事只在她身上发生过一次。她还介绍，在英国，翻译的新书会参加书店的宣传推广活动。如果有作家和译者参加的话，效果就会更好。此外，书友会也是一种让读者交流想法和解答疑问的很好方式。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体验，如乡村生活。参加书友会，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并且享受阅读。（推荐阅读：英国翻译家韩斌：让更多中国故事被世界听到）

美国翻译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近年来带领团队陆续翻译并出版了《史记》英文版。据悉，倪豪士担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于2016~2019年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史记》英译工作坊，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青年教师百余人参加。2019年5月，《史记》英文版前8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广受西方学者赞誉，余下部分也将陆续出版。倪豪士表示，他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近年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的人才。

匈牙利作家、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郝清新（Hamar Imre）表示，他所在的罗兰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与多家中国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文学及文化类作品。近6年间他在做词典编撰工作，2020年出版了汉匈词典；2021年将出版匈汉词典，收录有7万多个词条。匈汉词典编撰工程是匈牙利政府支持的项目，希望2021年下半年可以完成。他介绍，罗兰大学与中国出版集团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互派代表团洽谈了多次合作，这为双方合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开展大型双向出版合作

意大利翻译家、曾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的卡萨齐（Giorgio Casacchia）表示，自20世纪70年代担任翻译以来的50年中，他有25年翻译中国作品的经历，翻译的作品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作品，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以及《徐霞客游记》《三十六计》。几十年来，中国出版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主题的广度，大部分图书的精美和准确都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但中国图书在欧洲市场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译者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卡萨齐介绍，他历时5年完成了《徐霞客游记》意大利文版的翻译，该书版权201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授予意大利Cafoscarina出版社。此外，他还参与了《诗经》的翻译，在《诗经》文本外添加了中文和其他语言的注释翻译。目前已完成第一卷《风》，第二卷《小雅》《大雅》《颂》也在翻译中。他表示，要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应当根据共同的商业计划和专业经验，面向两个市场聚焦大型双向、双语图书的出版。出版大型、综合性的作品有助于对外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像徐霞客这样的中国古代旅行家，其作品中的丰富内涵远没有被认知，他也没有获得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声望。卡萨齐表示，徐霞客的全部作品都值得翻译，让他获得应有的地位。卡萨齐还说，他会翻译一些中国和其他语言的评论性文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几百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学作品的。

出生于诗人家庭的俄罗斯作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科雅琼（Kobzev Artem Igorevich）翻译出版了《王阳明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他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和翻译。为俄罗斯人翻译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经典，便于他们进行学习和研究，让他感到欣慰。科雅琼还翻译了《诗经》和白居易的诗词等中国古典诗歌。他表示，从小在书籍的陪伴下长大，在他心中形成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趣的“书”的概念。中文书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书，借助象形文字，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看成是图片。希望中国出版同仁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图书出版文化带到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翻译文学的数量，来实现中俄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了解。

德国出版家、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汤恩平（Niels Peter Thomas）2011年建立了一个团队，专门负责联络中国学者，翻译他们在经济学、管理学、数学、人文及社科等领域的研究著作并在海外出版发行。他表示，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普遍共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们对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有极大兴趣，但是没有足够多的西方学者能获得中国学者的第一手出版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读者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优秀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著作，因此进一步加强中西方出版机构和研究界的交流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此他决定帮助中国研究人员在亚洲之外也获得关注，同时发现中国大学里更多值得关注的学术内容。他认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应始终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如果希望中国文化在国外得到认可，那也需要中国了解外国文化。当更多的人对中国有更多了解时，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从中国图书中学到中国智慧

以色列出版家皮埃尔-赫泽尔·拉维（Pierre-Herzel Lavi）创建拉维企业有限公司后，出版了《中国的抉择：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人民币读本》《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等图书。他表示，2016年，他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始翻译中国图书，在以色列出版和推广，还在公司网站上设专区，翻译推介中国图书。他参与了外文局的“一带一路”项目，并与四川语言桥信息技术公司开展多个项目合作。此外，他还在筹建中以文化中心、图书馆和会议中心，希望为促进中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他表示，尊重、谦逊和美德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从中国图书中可以学到中国智慧，这也是犹太民族擅长并引以为傲的地方。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相似点，但仍有很多以色列人不了解中国。了解别国文化，需要阅读该国文字，学习该国语言以及去这个国家亲历。此外，人们还应当开展对话。在推广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中国应当向更多国家展示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关心人民福祉的成功经验。读过中国作家劳马的《一个人的聚会》后，他有了拍部电影带到以色列放映的想法。他表示，在全世界都在把疫情的责任推到中国时，中国应当把世界带到一个更健康的方向，一个做法是中国应当继续加强与外国出版商的文化联系与合作。出版社必须走出展示图书的巢臼，在数字化浪潮下，要思考发行图书的新方式。而且，中以出版社应建立起无中介的直接联系、展开头脑风暴，这些都可以促进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翻译家巴特克古尔·卡拉姆别科娃（Baktygul Rysbaevna Kalambekova）参与了外文出版社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的翻译工作。她表示，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中对翻译、本土化等工作的细心、负责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表示，出版合作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交流体会。中吉两国书业的合作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图书是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

2017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黎巴嫩出版人、数字未来公司CEO郝炎（Mohamad El Khatib）表示，他从2008年开始与中国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童书、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国有许多高品质的文学作品，然而大多数中国出版社只关注国内市场和中国人的口味，而没有对全球市场有足够的关注。这让我们很难拿到一个本来有望推广到全球的产品。”未来中国出版社的潜力非常大，他们非常专业、高效，中国政府也很关注文化的全球传播，推广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成果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还介绍，在疫情前，他主要面向阿拉伯地区的大学发行中国的学术和文学图书，正在创建一个数字平台，向这些地区的大学生宣传推广中国图书。（推荐阅读：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公司总裁默罕默德·阿提卜：疫情期间，“一带一路”为全球保驾护航）

疫情给许多国外出版机构带来了巨大影响，为维持现有业务纷纷调整业务结构。但多位受访人表示，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防疫抗疫的图书，这些快速应急反应图书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国出版社之间保持国际交往和知识、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目前的数字化工具替代不了人与人的直接联系，大家都希望很快能恢复到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来推动中外合作伙伴的联系与合作。还有受访人表示，等疫情结束后，出版机构间的文化交流将强势反弹。届时，中外出版交流合作或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