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翻译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后对外翻译一直断续进行着，但主要是由个人或团体发起的小规模翻译行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翻译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在规模和数量上远远超越以往的水平。其中，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红色经典外译尤为引人注目。

从狭义上说，红色经典特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从广义上看，红色经典指产生于解放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土地革命和农村合作社等历史巨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激昂的英雄主义基调，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精神历程。红色经典外译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冷战国际大背景下，主动输出本土文学、彰显民族国家身份的努力。它不仅是民族国家自我确认的方式，也是对彼时冷战国际局势的积极响应，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时期红色经典外译及其蕴含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红色经典外译的国家意志体现

红色经典外译作品主要由1952年正式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前身是与新中国同时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出版及在其旗下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法文版1964年创刊）上发表，并由中国国际书店负责对外发行。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单行本为例，这些红色经典首先是农村题材作品，如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反映解放区农民斗争和生活的有赵树理的作品集《李有才板话与其他故事》和《李家庄的变迁》，以及解放区时期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等执笔的歌剧《白毛女》等；反映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包括欧阳山的《高干大》和《前程似锦》、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短篇小说秦兆阳的《农村散记》、王汶石的短篇故事集《风雪之夜》、马烽的《三年早知道》以及康濯的故事集《太阳初升的时候》等等 。

其次是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如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包括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短篇小说有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等；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以及胡可的话剧《在战斗里成长》等；反映解放战争的包括柳青的《铜墙铁壁》、刘白羽的《火光在前》、 陈登科的《活人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中篇小说，以及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短篇小说。

红色经典外译的目标语呈多元化态势，除英语以外，还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印尼语等语种。但目标语的多元化并没有削弱英语在对外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相反，这一时期包括红色经典作品在内的文学对外翻译仍以英语为主，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宣传作用。

首先，由于中西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英美等西方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较之前急剧减少。体现在文学翻译上，便是较少翻译中国文学，只是偶尔翻译出版少量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较为疏远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如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和《猫城记》等。而对于解放区时期以及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学，尤其是代表着彼时文学最高成就的红色经典作品，西方英语世界基本没有主动翻译。同时，针对新生的共和国，美国构筑了文化外交网络，以遏制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因此，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对红色经典加以译介，是时代必然的选择。

其次，把红色经典作品翻译成英语这一国际语言，势必能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事实上，许多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书籍和刊物，往往成为其他语种尤其是小语种国家转译的蓝本，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如1956年印度本土译者努尔·纳比·阿巴西将外文出版社《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转译成印地语。1958年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将《白毛女》英译本翻译成印尼文版。类似情况还有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荷兰等国的一些翻译家把《中国文学》上发表的作品转译出来，在其本国刊物上发表，或编辑成册出版。

此外，主要由国际书店负责的外译作品发行工作，同样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即针对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主的爱好和平、愿意了解新中国的各国人民，积极出访和派出常驻代表，开拓书刊发行渠道与网络，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式，大力推广和传播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外译书刊。这一切体现了作为译介主体的新生国家对彼时国际政治形势具有较清醒的认识，也彰显了其寻求发展的努力。

红色经典的本地化译介

与上述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政府协助那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进行红色经典的本地化译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东欧民主主义国家和部分亚非拉国家，主动通过本地化译介方式输入中国红色经典。中国政府在这其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即通过友好机构，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等方式，向对方推荐翻译书目。而红色经典以其特有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吸引着这些国家主动译介，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世界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这三部作品，在1952年获得1951年度苏联“斯大林文学奖”，广泛流传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其中《暴风骤雨》在1951年首先由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之后迅速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国、阿尔巴尼亚、蒙古国、朝鲜以及越南翻译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开启了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新篇章。红色经典外译充分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意志，以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为主体的机构，努力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阐述新中国的由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中华儿女的奋斗精神。其历史意义与价值非比寻常，对当下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与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倪秀华，单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