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均由西方人确立。西方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这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发展理念。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之分”“现代与传统”之别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西方代表着现代和先进，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着传统和落后。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要向西方学习，似乎唯有如此，东方或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才能复兴。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念，值得东方去学习。但中西对立，现代与传统二分的模式显然有着它的弊端。仅就历史而言，这样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与精神发展史说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与贡献完全忽略，特别是在启蒙时期，完全无视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当然也无视自大航海以后，西方在全球的殖民历史以及对其他文化的灭绝与罪恶。从全球化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问题的。麦金德曾指出过：若视欧洲史附属于亚洲史，即可非常深刻地认识欧洲史，史学家们的老祖宗（希罗多德）认为，欧洲史各时期均留有跨越将东西方隔开的假想线而交替运动的印记。有了这样一个长时段、大历史的全球化史观，有了对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神秘化破除，再来讨论16-18世纪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得不提的思想与人物

关于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相遇，正像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任何试图弄清楚欧洲和亚洲思想会面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这一语境下展开”。从社会侧面来看，启蒙时期儒家经典和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就表现在18世纪的中国热。“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文化和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有三个不得不提的思想与人物。

莱布尼茨：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而且他和来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接触和联系，他出版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近事》。在礼仪之争中，他明确地站在耶稣会一边，写了《论尊孔民俗》这一重要文献，晚年，又写下了其哲学生涯中关于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中国自然神学论》。

“孔庙大主持”伏尔泰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如果中国的历史纪年是真实的，基督教的纪年就是假的，梵蒂冈就在骗人，欧洲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而伏尔泰这位18世纪启蒙的领袖是穿着孔子的外套出场的，他的书房叫“孔庙”，他的笔名是“孔庙大主持”。

魁奈重农学说“特别得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魁奈（1694-1774）也是推动18世纪法国中国热的重要人物。魁奈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他从孔子学说中找到自己经济学说的思想基础——自然法则。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主要受益于中国古代思想，魁奈说：“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且靠武装力量来迫使人们服从于社会管辖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口稠密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广袤帝国，证明造成暂时的统治经常变化的原因，没有别的根据或规则，只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反复无常，中华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由此可见，它的统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这个内在固有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正是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中国学者谈敏认为：“重农学派创立自然秩序思想，其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得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这一思想中那些在西方学者看来不同于欧洲主流思想的独特部分，几乎都能在中国古代学说中找到其范本。”

中国观颠覆性变化是欧洲自身思想变化的结果

在启蒙运动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从孟德斯鸠到卢梭，启蒙思想也在发生不断的演进与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在1793年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表达了出来，此时，以进步为核心的启蒙观念确定了下来。此时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停滞的国家”。如他所说：“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这样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孔多塞，它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对中国从赞扬变为批判。其实中国仍是中国，这种中国观的变化是欧洲自身思想变化的结果。“中国形象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欧洲人看待中国时的坐标已经斗转星移，从尊敬古代变为肯定当今，从崇尚权威变为拥戴理性，从谨慎地借古讽今变为大胆地高扬时代精神。因此中国曾经被作为圣经知识体系的从属物而被尊敬，被作为古老文明典范而被尊敬，但瞬间又为同样的原因被轻视。借耶稣会士之手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堆积起的中国形象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这个形象的价值随着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而改变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日报》2020年05月09日）